作者：李建永（高級記者，中國作協會員）

　　人們常說，某人真有“兩把刷子”。我認為，一位作家，特別是優秀的作家，最起碼要有“三把刷子”。

　　作家的“第一把刷子”，是生活感悟力。《孟子》中有“民非水火不生活”，是說人離開了水與火是無法生存的。對作家來說，生活主要指與蕓蕓眾生相關的一切活動，是作家日常感受到的人和事。

　　作家要寫自己熟悉的生活，講自己的故事。古人的寫作需要刻意體驗生活嗎？很難想象杜甫寫“三吏”“三別”前，先要下鄉去體驗生活；曹雪芹寫《紅樓夢》之前，要先去賈府體驗生活——他們本來就在生活中。

　　其實，有誰不在生活之中？一飲一啄是生活，一悲一喜是生活，一起一落同樣是生活。作家，首先要做一個生活的有心人，處處留心，時時體察，并且要真誠地去思考、感悟生活。

　　所謂感悟，感為淺，悟為深，感為因，悟為果。作家不僅要感受到生活表象，還要感悟生活三昧。所謂生活感悟力，就是指作家對生活的認識、判斷、領悟、萃取等綜合能力。

　　作家的“第二把刷子”，是藝術想象力。如果說生活是藝術的根，那么想象則是藝術的魂；如果說創作是廣袤無垠的田野，那么想象就是縱情馳騁的駿馬。《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都離不開藝術想象力。

　　在現實世界里，鳥在天上飛，魚在水中游；而在文學作品中，鳥卻可以在水中游，魚也可以在天上飛。“魚鳥”很早就成為古典文學中一對很重要的文學意象，“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以及“與君何日出屯蒙，魚戀江湖鳥厭籠”，亦已成為充滿想象力的表達。

　　《詩經》中的藝術手法如賦、比、興，都離不開藝術想象的加持。南朝梁代文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盛贊“比興”。宋代詩人黃徹說：“賦者，鋪陳其事；比者，引物連類；興者，因事感發。”不管是“賦”“比”也好，“興”也罷，都離不開奇妙而獨特的想象。

　　想象力是一把衡量藝術家及其作品高下的尺子。文學作品離不開藝術的想象。想象是對現實生活的延展與超越，想象力是作家思想及靈感的綻放，想象力亦蘊含著象征性。

　　作家的“第三把刷子”，是文字表現力。文學是語言文字的藝術，不管多么巧妙的構思、美好的故事和精深的思想，最終要靠作家筆下的文字呈現出來。

　　戰國思想家韓非子和漢代文學家司馬相如都不擅長口頭表達，然而這不要緊，只要妙筆生花——表現力出類拔萃就成。文字表現力是作品的“最后一公里”，而且是最重要的“一公里”。

　　什么是好的文字表現力？在篇章布局上，要如“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在思想內容上，應如王子敬“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有的作品文字回環復沓，錯彩鏤金；有的作品文字高度濃縮，惜墨如金。

　　作文須本乎情，本乎理，本乎思，誠如魯迅先生所謂“創作總根于愛”。只有寫出有愛憎、有情思的文字，作品才會有根、有葉、有生機，也才可能具有深刻的影響力和恒久的生命力。哲學求真，宗教求善，文藝盡管也求真求善，然而更要求美。

　　文學創作，不僅要懂語法和邏輯，還要熟練地運用修辭手法。故談到文字表現力，就不能不談文學表現手法。我認為，“詩六義”中的“賦、比、興”，是古代創作手法和修辭手法的“總根”，不僅廣泛地運用于《詩經》《離騷》，亦常見于歷代之文章。

　　“賦”，不只是一種表現手法，到漢代已成為一種新文體，而且一直影響著后世的文章大家，如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宋代蘇東坡的《赤壁賦》等，而“比”則包括了比喻、夸張、擬人等多種修辭手法，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手段；只有“興”，在漢代以后逐漸式微。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沉痛地感嘆：“日用乎‘比’，月忘乎‘興’，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于周人也。”

　　不過，在今天流傳下來的民謠、民諺、民歌中，“興”仍有吉光片羽式的寶貴遺存。如“同胞合母看娘面，千朵桃花一樹生”“人有三起三落，瓦有三翻六曬”等，有“興”趣的讀者，不妨用心品味民間文學中“興”的藝術手法。

　　好的作品，不拘長短。唐代文學家劉禹錫的《陋室銘》八十一字不顯短；清代文學家曹雪芹的《紅樓夢》數十萬字不嫌長；唐代文學家王勃驚艷千古的《滕王閣序》近八百字剛剛好；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魯迅先生，并沒有寫過長篇小說。

　　一篇文學作品能否“立得住”，并不在于篇幅，而在于其是否“明道”“載道”“宏道”“暢道”。俗語云，理明一竅通千竅。我認為，文學創作關鍵在“修心”“明理”“通竅”。一竅通，百竅通，就能觸類旁通，也就明乎理，近于道矣。

　　《光明日報》（2024年01月1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