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工作，多次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探索政府主導、企業和社會各界參與、市場化運作、可持續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路徑”，“支持生態優勢地區做好生態利用文章，把生態財富轉化為經濟財富”。2021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實施《關于建立健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對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作出頂層設計。202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生態保護補償條例》，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制度保障。新時代新征程，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要以推動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為方向，以做實做優經營平臺為依托，以增強綠色金融賦能力度為支撐，以人民群眾共享共富為目的，源源不斷挖掘蘊藏在綠水青山中的金山銀山價值，加快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扎實推動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推進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就是要讓良好的生態環境同勞動力、土地、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一樣，成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核心生產要素，推動傳統產業生產方式、產業結構、流通和消費方式進行生態化改造的“產業生態化”，依托生態優勢推動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服務業等發展的“生態產業化”，加快構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生態經濟體系。

　　近年來，各地依托資源稟賦，加快探索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路徑和模式，例如浙江安吉推動“以竹代塑”，對竹資源“吃干榨凈”，形成百億大產業；貴州立足氣候涼爽、地質結構穩定、綠色能源充沛的生態環境優勢，發展壯大綠色數據中心產業。新質生產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產力，高質量推進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一方面要拓展綠色生態材料的使用范圍和應用場景，利用先進技術深挖傳統產業綠色化、生態化改造潛力，加快建立資源節約型的產業結構體系；另一方面，積極盤活生態資源，加快培育生態產業龍頭企業，豐富生態產品經營開發模式，促進符合新質生產力要求的新業態新模式加快發展。

　　發揮經營平臺的轉化樞紐功能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生態財富，又是社會財富、經濟財富”。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就是要通過創新體制機制，打通生態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的通道，真正讓保護者、貢獻者得到實惠。這一過程不僅需要政府與市場雙向發力、共同作用，更需要依托經營平臺，發揮其轉化樞紐功能，真正讓綠水青山釋放財富效應。

　　近年來，一些地方借鑒商業銀行分散化輸入和集中式輸出的方式，探索搭建自然資源收儲整合運營平臺，對碎片化的自然資源進行集中收儲和整合優化，轉化成連片優質的“資產包”，引入資本和專業運營商具體管理，有效促進了生態產品優勢向經濟發展優勢的轉化，例如福建省南平市順昌縣探索的森林資源資產集中收儲經營模式，江西省撫州市資溪縣探索的將自然資源、權益性資產和古村、農村宅基地等多種生態資產收儲運營拓展的價值實現路徑。發揮好平臺推動碎片化生態資源高效轉化的樞紐功能，一方面需要提升平臺的數字化、信息化、可視化水平，讓優質生態資源資產包“亮眼奪目”，增強對經營企業的吸引力，降低企業與分散農戶對接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需要完善平臺的服務功能，特別是增強金融對接和擔保服務等功能，促進資源投資與產權交易，破解社會資本“不好投”“不敢投”的難題。

　　增強綠色金融賦能力度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進一步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用好綠色財稅金融政策，讓經營主體在保護生態環境中獲得合理回報”。綠色金融是推動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必不可少的催化劑。加大綠色金融服務力度，通過金融組織、融資模式、服務方式和管理制度等創新，能有效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推動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

　　近年來，各地積極探索綠色金融支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路徑模式，引導銀行、基金、擔保等多元金融機構豐富信貸抵押物種類和形式、成立綠色投資基金、完善擔保體系等，例如浙江麗水創新形成“生態區塊鏈貸”、浙江德清“GEP貸”等綠色信貸模式。綠色金融支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是一項創新性、應用性很強的實踐命題，增強綠色金融賦能力度，一方面需要創新“生態資產權益抵押+項目貸”等模式，將符合條件的分散化生態資源集中收儲，轉化為優質生態資產包，按照項目方式獲取融資支持，用以提升生態環境質量以及市場化運作開發；另一方面應不斷探索綠色金融產品創新，拓展權益類、增信類信貸抵押物的范圍，創新生態信用貸模式，不斷拓寬綠色信貸渠道。

　　提升生態惠民富民水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優美的自然環境本身就是鄉村振興的優質資源，要找到實現生態價值轉換的有效途徑，讓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不僅要加大對主要提供生態產品地區的居民實施生態補償力度，還要通過挖掘農村地區和重點生態功能區蘊含的生態資源和生態產品價值，將豐富的生態資源和生態產品轉化為農民致富的生態產業，讓提供生態產品的地區和提供農產品、工業產品、服務產品的地區人民群眾享有基本相當的生活水平，并逐步實現共同富裕。

　　近年來，各地已經探索形成多種生態惠民共富模式，如青海省按照國家關于開展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的要求，圍繞設立生態管護公益性崗位和生態體驗特許經營權等多種形式，對提供生態產品的農牧民實施有效生態補償；云南省普洱市采取“中國工程院+公司+合作社+農戶”的模式大力發展有機三七產業，每公斤林下有機三七價格達到2000元，是普通三七價格的十倍以上，帶動了數十家公司與數百名農戶發展。完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提升人民群眾共享共富水平，一方面必須深入實施《生態保護補償條例》，完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村居民的參與方式，建立持續性的利益分享機制，保障生態保護主體的利益能夠得到有效補償；另一方面應不斷培育和壯大善待自然、精于謀劃、善于經營、攜民共富的專業化生態產品經營開發主體，讓這些組織成為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帶頭人、領頭羊，充分發揮其在整合生態資源、統籌實施生態保護、提供專業技術支撐、推進生態產品供需對接等方面的優勢和作用。

　　（作者均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