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肖連兵

　　肖連兵：作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與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共同合作的報告項目——《中國2049》一書在疫情期間出版。這一報告在中國備受矚目，也無疑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新窗口。中美雙方智庫合作撰寫這一報告的初衷是什么？

　　杜大偉：我們選擇“中國2049”作為報告的選題，是因為屆時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目的是分析中國屆時所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和需要進行的改革。這個小組主要由經濟學家組成，我們傾向于將發展視為“雙贏”，也就是說，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利于中國人民，對全球繁榮與穩定也有溢出效益。對一些重要問題和改革的討論，大家達成了大量共識。

　　布魯金斯學會與中國研究人員在諸多項目上的合作由來已久，因此這次合作是這一傳統的自然延續。

　　姚洋：2049年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也是我國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時間點。我們選擇“中國2049”這個題目，就是想研究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的潛力以及可能遇到的阻力，并給出政策建議。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與布魯金斯學會合作，在當下中美關系趨于緊張的背景下，尤其難能可貴。

　　肖連兵：姚院長，這一報告的主要內容是什么？

　　姚洋：報告回顧了新中國70年經濟增長歷程，并對未來30年的增長潛力進行了預測。報告的預測顯示，根據東亞地區的經驗，未來30年我國經濟的年均增長率將保持在4%～4.5%的水平，到2049年我國的人均收入將達美國人均收入的60%，GDP總量將達美國的兩倍。在此基礎上，報告研究了人口老齡化、競爭和創新政策、金融發展、環境以及變化的國際環境對未來經濟增長構成的挑戰，并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肖連兵：這一報告是團隊合作的成果，你們分別承擔的課題和主要觀點是什么？

　　杜大偉：我這一章是關于中國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角色，特別是在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角色。目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最大的貿易國，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發揮著積極而重要的作用。這些國際組織是由目前的發達國家在二戰結束時建立的，其所倡導的自由貿易和資本流動對全世界貢獻頗大。發展中國家在收入增長和減貧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展，表明這一體系使所有人受益。然而，考慮到新問題以及發展中國家占世界經濟比重上升的新現實，現在是時候改革這些機構了。需要解決的一些新問題包括跨境數據流動、知識產權保護、服務貿易和投資政策等。對全球貿易體系進行此類改革是一個很大的想法，但卻必不可少。

　　姚洋：我負責的是新中國前70年回顧這一章的內容。在這70年的前30年里，一方面，中國人民篳路藍縷，為我國的工業積累做出了巨大的犧牲，為后40年的經濟騰飛奠定了堅實的工業基礎。另一方面，新中國在教育普及和健康等人類發展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為后40年的發展提供了豐富且具備較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大軍。在后40年的頭30年里，我國充分利用勞動力優勢，加入世界大循環推動工業化進程，用出口產生的剩余推動儲蓄和資本積累，并不斷提高經濟運行的效率，最終獲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自2010年起，我國經濟進入調整期，國內消費比重不斷增加，經濟結構更趨合理。

　　肖連兵：這份報告是你們在疫情前的合作項目，適合于對后疫情時代中國的判斷嗎？

　　杜大偉：新冠病毒大流行使得報告中的分析和建議更具現實意義。比如，雖然全球貿易和投資在一段時間內顯然會疲軟，但中國可以通過新的貿易協定和開放來應對這種局面。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就是一個很好的范例。

　　姚洋：本報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變化的國際環境對未來中國經濟的影響，其中有一章專門研究中美之間的技術競爭。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美國加大了在技術上與中國脫鉤的動作，讓我們的報告更顯及時。通過緊密的貿易聯系，中美企業在技術領域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美國單方面與中國技術脫鉤不僅打擊中國企業，也打擊美國企業。我們的報告認為，形成以規則為基礎的和平競爭是中美解決技術領域爭端的最佳辦法。未來，中美應該就技術競爭進行磋商和談判，力爭在統一的規則下進行技術領域的和平競爭。

　　肖連兵：你們對中國政府近年來，特別是在疫情期間采取的經濟政策措施如何評價？

　　杜大偉：中國政府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和汽車業的舉措非常積極，與我們的建議相符。希望中國能夠繼續擴大開放。中國正在與歐盟談判一項雙邊投資條約，這可能成為進一步擴大開放和改革的模板，并在美中關系持續緊張的情況下加強中歐關系。“一帶一路”倡議也是中國對外關系多元化的一個機遇。

　　根據我的體會，中國改革的一項關鍵內容是為發揮個人積極性打開空間，創業、開發新技能、轉移就業與向全球經濟開放相結合。自由貿易使中國和其他國家能夠專業化生產自己擅長的產品，進口在國內生產成本較高的產品。這樣做有助于加快經濟增長進程，正如引進外資會帶來新技術，加強與全球價值鏈的聯系。中國目前又在推動經濟對外開放方面邁出新步伐，我認為這對中國和世界都是一個積極的發展態勢。中國的增長為其他國家的商品和服務提供了大量需求，這對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

　　姚洋：我國的抗疫是成功的，在較短的時間里遏制了新冠病毒的傳播。中國經濟能夠從5月份以來進入復蘇通道，與抗疫成功是分不開的。當然，疫情也帶來了壓力。實施“六保”特別是保民生，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

　　總體而言，我國的改革開放是在國內、國際互動的過程中起步和完成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將繼續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

　　（作者：杜大偉 姚洋 肖連兵，本報國際交流合作與傳播中心王培堯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