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為

　　詩歌既是文化的文學載體，又以其獨特方式參與文化建構，影響著文化的形成、發展與演變。文化生態與文學的融通性研究，使我們可以較全面地認識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價值，也能更好理解詩歌所承載與塑造的歷史文化。

　　唐詩是中國古典詩歌的一座高峰。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記憶、思想觀念、精神品質與審美風尚，具有超越時空的強大生命力。

　　戴偉華《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一書，是作者繼《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之后的又一新作，旨在探討唐代文化生態與詩歌創作之間的互動關系，從社會、地域、風俗等視角，努力呈現唐代開放包容的歷史文化與豐富多元的文學圖景。

　　該書究理探微，時見新義。比如王灣《次北固山下》是唐詩名篇，其中“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更是千古傳誦。唐開元十一年，名相張說將此聯書于辦公之所。作者還原歷史語境，解讀張說借詩句表達對“開元”愿景的向往，這種向往本身也體現了人物的社會理想與改革氣魄。將社會背景與文學作品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是本書的特色。

　　長安、江南均是唐代文化重鎮，但二者又存在南北差異和強弱消長的變化態勢。作者抓住安史之亂后文化中心暫時南移這一特殊節點，以浙東詩人群《狀江南》唱和詩為研究對象，闡釋大歷時期的格局變動、文人分布、區域文化圈形成與文學變遷之間的聯系，揭示出中唐時期“江南”詩意書寫深廣的時代內涵與突出的文化價值。特別是作者通過敦煌文獻的辨析以及律歷的考察，分析了敦煌《詠廿四氣詩》的寫作時間，在學術方法上給人以啟發。

　　作為以文獻考據為基礎的實證研究，《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的資料工作也具有一定意義。這集中反映在兩方面：其一是“新材料”的開掘。“新材料”既指新出現的材料，也包括已存在但未引起注意的材料。在學術研究中，對后者的開掘更見功力。如劉禹錫、白居易《春深》唱和詩是反映中唐長安風俗的重要史料，其中“戎裝拜春設，左握寶刀斜”一句頗難理解，影響文本釋讀。作者利用陜西昭陵博物館長樂公主墓壁畫《儀衛圖》，說明這是藩鎮戎裝佩刀參加儀式時，用左手握刀以示謙慎的一種禮儀，以此對詩句進行有效釋讀。其二是常見材料的運用。相比于“新材料”，從常見材料中發現問題、發明新見的難度更大。李白入京供奉翰林在文學史上有一些疑點。書中所據主要資料是學界最常見的材料，采取的也是傳統的文史結合研究方法，卻能較大限度發掘當中隱含的信息，對李白供奉翰林的原因給出有說服力的分析。這種對材料的敏銳剖析，讓人印象深刻。

　　可以發現，詩歌既是文化的文學載體，又以其獨特方式參與文化建構，影響著文化的形成、發展與演變。文化生態與文學的融通性研究，使我們可以較全面地認識文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價值，也能更好理解詩歌所承載與塑造的歷史文化。

　　對當代學人來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學術研究賦能文化建設，進一步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時代賦予的使命。古典文學不僅記錄著中華民族走過的輝煌，也是開啟光輝未來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源。這有待古典文學學者以篤學求真、嚴謹細致、守正創新的研究工作，搭建起聯通古今、汲古潤今的堅實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