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觀察)開啟中國式現代化，中共為何特別強調“斗爭”？

　　中新社北京10月19日電 題：開啟中國式現代化，中共為何特別強調“斗爭”？

　　中新社記者 黃鈺欽

　　“斗爭”一詞，對于中共這一百年大黨意義深遠，“一出生就銘刻著斗爭的烙印”。如今，中國式現代化開啟，“斗爭”一詞多次出現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引起海內外輿論的高度關注。

　　面向全黨，習近平提出“三個務必”，“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正是其中之一；面向未來，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道路上，“堅持發揚斗爭精神”作為必須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則之一，也被寫入中共二十大報告。

　　在黨建專家看來，在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中共二十大報告再提“斗爭”，展現出百年大黨應對未來風險挑戰的姿態，對外傳遞出以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應對不確定性的決心。

　　當前，中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居安思危、未雨綢繆，對于領導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執政黨尤為關鍵。

　　“作為百年大黨，中共將以何種方式和態度面對未來潛在的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考驗，是二十大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之一。”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戴焰軍指出，“斗爭精神”折射出中共敢于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精神面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在中國政治語境下，“斗爭”一詞具有復雜而深刻的內涵。在中共二十大報告的最新表述中，既有“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爭”，也有“在斗爭中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既有“反腐敗斗爭”，也有“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等等。

　　對此，黨建專家分析指出，理解中國當前政治語境下的“斗爭”，應該結合兩個大局，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才能準確看待“斗爭”的客體。

　　就外部環境而言，當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中國面臨來自外部的打壓遏制隨時可能升級，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多變。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不能走傳統的西方現代化之路，需要一個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張希賢表示，“爭取和平的發展環境，需要敢于斗爭、善于斗爭，維護國家尊嚴和核心利益。”

　　就內部環境來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中國改革發展穩定面臨不少深層次矛盾，尤其是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面臨不少頑固性、多發性問題亟須得到解決。

　　“無論是應對改革發展中的矛盾，還是推進自我革命，斗爭精神強調的正是知難而進、知難而上。”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分析稱，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需要以斗爭精神直面矛盾和問題，防范化解重大風險。

　　不可否認的是，“斗爭”作為具有特色的政治語匯，在國際輿論場上會不時遭遇誤讀和誤解。不少聲音將其理解為片面的“階級斗爭”或“軍事斗爭”，進而錯誤判斷未來中國發展模式和道路。

　　對此，習近平曾指明中共斗爭的目的——“我們講的斗爭，不是為了斗爭而斗爭，也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斗爭，而是為了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知重負重、苦干實干、攻堅克難。”

　　竹立家分析表示，“斗爭精神”源于中國傳統文化不屈不撓、勇于抗爭的品質內涵，是中國共產黨人鮮明的政治品格，需要結合時代的背景特征準確理解“斗爭”的意涵。

　　“斗爭精神的時代特征、豐富內涵，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戰略目標和任務的不同而改變。”戴焰軍進一步說，斗爭不是目的，而是方式，是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方式，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方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