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自古以來，蘇州和杭州就并稱為江南的“雙子星”，不僅環境優美，而且經濟發達、人文薈萃，可謂難分伯仲。

　　南朝以前，有影響、有地位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原一帶。據《史記》《漢書》等記載，漢代有“都會”之稱的大城市為13個，分別是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南陽、成都、咸陽、陶、睢陽、潁川、番禺、合肥、壽春。

　　此時，江南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偏低，很多大城市還處在襁褓之中。但相對而言，蘇州在秦漢時期就被稱為“江東一都會”，六朝時期獲得進一步發展，唐代中期“珍貨遠物畢集于吳之市”。

　　“杭州”一名始于隋朝。唐代杭州的經濟和商業日趨繁榮，成為全國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杭州在唐代被稱為“上州”，主要原因是“其稅收數多”。

　　白居易有一首詩，寫得頗有意味：“霅溪(湖州)殊冷僻，茂苑(蘇州)太繁雄。唯此錢唐郡，閑忙恰得中。”

　　吳越時期，杭州“邑屋華麗，蓋十萬余家”。蘇東坡曾言：“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是宋仁宗贈給杭州知府梅摯的兩句詩。這當然不純是詩家語，而有著堅實的基礎支撐。

　　正如譚其驤先生所言：“吳越政權地域雖然狹小，但由于境內長期不遭兵禍，農業經濟發展，杭州的繁榮超過了蘇、揚等州，在北宋時已被稱為東南第一都會。”到北宋中后期，杭州無論是城市人口還是經濟發展水平，抑或對社會的影響，都無愧于“東南第一”。

　　南宋時期，杭州成為都城，人口更加稠密，市場更加繁榮。比如，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臨安城內造船、陶瓷、紡織、印刷、造紙等手工業都建立了大規模的作坊。專業性的集市和商行遍布于城內外。

　　這一時期，城北運河中，來自江、淮的河舟，檣櫓相接，晝夜不舍；城南江干一帶，來往于臺州、溫州、福州、泉州以及遠航日本、朝鮮和南洋各國的海舶云集，桅檣林立。

　　此時，杭州的城市地位如日中天，與北京、洛陽、南京、開封、西安并稱為六大都市。

　　明清時期的蘇州，恢復了“江南諸州，蘇為最大”的盛唐氣象，不僅是江南區域市場，而且已具有全國市場的規模。

　　蘇州在明清時代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一級行政區治所，但在地理位置上居于江南腹心之地，也是公認的區域中心城市。

　　西方學者施堅雅認為：“東西方學者都一致同意，至少在16世紀之前，蘇州已經成為中古時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進的經濟文化中心。而且它一直作為中心大城市整合并支配這一地區直至19世紀。”

　　總之，在我國古代城市發展史上，蘇州、杭州都是具有影響力和獨特魅力的都市，為中華民族生存發展乃至人類文明交流互鑒作出了巨大貢獻。(作者：劉士林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教授，蘇州石湖智庫咨詢委員會主任)

　　(來源：解放日報 2022年12月6日 11版)